导演许鞍华70年流徙:97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有香港特质 | 封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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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拍电影纯是出于热爱,一开始就不图利——上世纪80年代如日中天,但到今天也不买房不买车,和母亲相依住在童年长大的北角。到这年纪她只做三件事,拍戏、看书、陪母亲。


✎ 金其琪

编辑 ✎ 方奕晗

 

许鞍华70岁了。3年前已有媒体迫不及待写她“女人七十,从心所欲”,那时她拍完《黄金时代》,坊间传闻这是收官之作,她很生气。70岁算什么?2017年的生日,她在《明月几时有》片场度过,生日愿望是以后能继续拍想拍的电影。


许下这个愿望,是因为她还没有到完全从心所欲的时候。在1999年的《千言万语》之前,她未曾拍过一部特别想拍的电影。尽管那时她已拍出“越南三部曲”,试过武侠题材《书剑恩仇录》,改编过张爱玲《倾城之恋》和《半生缘》,拍过半自传电影《客途秋恨》,还有她的第一个金像奖大满贯《女人四十》。


这行业限制太多,遇到好题材,还要遇到好老板,好时机,好编剧,好演员,才能拍得成。入行38年,第三年就北上拍戏,许鞍华是香港第一批尝试合拍片的导演。此后她不断南来北往,交出27部电影,曾经一年多不回香港,再拍香港故事,仍然能走进两岸三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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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届金马奖最佳导演、5届金像奖最佳导演,许多次拿奖之后,许鞍华最宽心的是能给老板一个交代。听起来很现实,但这是因为过去有些电影叫好不叫座,她吃了不少苦头。以许鞍华的资历,若肯接拍一些赚钱的商业电影,早已大富大贵。不过,人生若只追求富贵,又有什么意思?她拍电影纯是出于热爱,一开始就不图利——上世纪80年代如日中天,但到今天也不买房不买车,和母亲相依住在童年长大的北角。到这年纪她只做三件事,拍戏、看书、陪母亲。


戴单边耳环,短发,嚼口香糖、叼一根烟,空气中弥漫着她的开怀大笑,有人说她男子气。十年前她讲,蓄短发,部分是为了显得年轻、健康,这样才会多些拍片的机会。这十年中,她拍出先扬后抑的“天水围两部曲”,等了30年才拍到的《黄金时代》,和她的第二个金像奖大满贯《桃姐》。


终于拍到讲抗战的新片《明月几时有》,她很兴奋。她老早就想拍香港沦陷题材。1941年12月25日,经过18天的香港保卫战,时任港督杨慕琦投降日本,香港进入3年零8个月的沦陷时期。1945年,香港重光,两年后,许鞍华出生在辽宁鞍山,两个月后到澳门,5年后移居香港。


5年前许鞍华就曾不小心说漏嘴,想拍抗战时期的社会环境,那时她最担心钱的问题,因为要拍得好,布景和戏服必须得像足了当年才行。如今投资到位,她拍得满足。宣传稿说这部电影是香港回归20年的献礼,倒不是她想出来的,只是电影拍到一半,博纳影业CEO于冬说他准备这样做,她也没意见。“这是一个我一直想拍的题材,香港的大历史,并不是特地选回归20年来讲。后来他觉得这个戏适合拿来讲20周年,因为讲的是香港人对战争的贡献,我觉得是OK的。”


生命中未赶上的那3年零8个月,在《明月几时有》之前已经出现在她的好几部电影里。例如改编张爱玲《倾城之恋》,白流苏在浅水湾遇上范柳原,因为战时城困,成全了一段情。近一点的,《黄金时代》拍萧红,萧红流亡到香港,一病不起,在烽火连天中辗转3家医院,31岁就死去。


导演许鞍华70年流徙:97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有香港特质 | 封面 -0?wx_fmt=jpeg 许鞍华(右三)在电影《明月几时有》片场


许鞍华喜欢拍乱世中的人,早年在香港电台拍电视片《狮子山下之越南来客》,到后来《胡越的故事》《投奔怒海》,是越南的乱世。而《明月几时有》的3年零8个月,是香港的乱世。


从1981年拍《投奔怒海》,她第一次出发去海南岛拍戏,到2003年第一部真正由内地公司投资的《玉观音》,《明月几时有》已经是许鞍华执导的第五部合拍片。这几十年中,她的个人历史,几乎也是香港合拍片的历史。生活过东北、澳门、香港、英国、内地,她每一个阶段的流徙,无不与电影有关。


“是这些经历,组成我的70年。”

 

母题


香港资深电影研究者罗卡在1985年写过,许鞍华的电影有个母题:人的流徙不安,亦即人被环境所迫而饱受流离无根之苦。


从许鞍华早期的电影中,能看见许多焦灼不安和不可摆脱的漂泊感。1997年,香港回归之际,她受台湾的焦雄屏邀请,拍摄一部关于她与香港的纪录片,名为《去日苦多》。片名取自曹操《短歌行》: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


她在片中坐上去往南丫岛的小船,漂漂荡荡地,讲起自己童年的故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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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鞍华出生后,父亲给她名字中放一个“鞍”字,意指辽宁鞍山。但她父母都不是当地人。父亲原籍广东,母亲则是日本人。两个月大时,许鞍华跟随父母移居澳门,与祖父母同住。家里人很多,有一大堆亲戚,什么七叔、八叔、十姑、伯婆、伯娘、四太嬷、五太嬷,还有几个用人。


5岁搬到香港,她住在香港岛最北端,北角。北角曾是香港左派基地,新移民集中,上世纪40年代末接收大量苏浙移民,成为摩登的“小上海”。60年代福建人大量涌入,取而代之,春秧街的同乡会至今兴盛。因北角移民聚集的背景,曾有媒体做《北京北角》专题,取粤语“不经不觉”谐音,意喻不知不觉中,看北角历史变迁。


在北角,许鞍华照样生活在一大堆苦命女人中间。而母亲的苦,她最晚知道。十五六岁前她都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,只知道她不会说广东话,以为是东北人。母亲总是很沉默,不与家人亲近,母女俩关系很差。中学时,突然有一天,父亲告诉她母亲的身世,她一下子推翻了对母亲过去的认知。


她母亲就是1990年《客途秋恨》中陆小芬扮演的日本母亲葵子。片中张曼玉扮演的正是许鞍华,一个香港女儿。葵子只身嫁到中国东北,又来到香港,与亲人感情疏离,晚年更加孤苦。这部半自传题材的电影上映时,许鞍华特地把母亲送出香港一段时间,不想让她看到。母亲最后还是看到了。流离无根,是她的母亲。


《客途秋恨》中的张曼玉,最终回到母亲身边,彼此相依照顾。许鞍华也是如此。她觉得有一天突然明白了母亲,不只因为年龄增长,成就“两个老女人的相依”,还因为她也时时处在矛盾、夹缝之中,搞不清楚自己是谁。


英治时期的香港,好学校往往用英文教学,由教会开办,课堂内容讲的也是英国。许鞍华的父亲为送她和妹妹进入圣保禄学校,专门拜托相熟的神父,安排两人入读这间修女学校。她是好学生,在相当于内地高考的中学会考中拿到高分,顺利进入香港大学,修读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,住何东夫人堂。这间女生宿舍专出名人,以前住过的有同为香港导演的张婉婷,执导过《玻璃之城》、《秋天的童话》。


可许鞍华觉得生活很割裂,很矛盾,很难熬。她不明白,在英文圈子里学习和谈论的一切和她脚下的香港有什么关系。她觉得自己处在夹缝当中,乃至有种自卑感,既不是真正的中国人,也不是外国人,是“二流的人”。她陷入严重的失眠,然后看电影,不停看电影,论文也总写到电影,老师戏言,你写什么都写电影,不如去读电影好了。她觉得这主意不错,就去了英国,在伦敦电影学院修读电影课程。


从英国回来,已经是1975年,她做了大导演胡金铨的助理,然后在无线电视做《奇趣录》编导,拍了大量电视片,又给廉政公署拍片,给香港电台拍一小时一集的《狮子山下》。她这时候才认识港岛北以外的香港。因为拍片,她必须接触不同的生活圈,才经常去九龙、新界。这一年她28岁。


导演许鞍华70年流徙:97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有香港特质 | 封面 -0?wx_fmt=jpeg 作为第一批北上拍片的香港导演,许鞍华像个拓荒者,试着适应内地的节奏和生活


然而她真正意识到身上有所谓香港特质,还是在97回归之后。人有时需要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。1979年开始拍电影,许鞍华头两部片《疯劫》、《撞到正》,讲的都是香港故事,到第三部《胡越的故事》,叙事背景突然跳到越南,接着是《投奔怒海》,大名鼎鼎、2016年身故的夏梦小姐做监制,送他们去海南岛取景,一声令下可以让当地临时宵禁,为拍戏让路。那是许鞍华第一次到内地拍戏。上世纪80年代的内地,有许多不方便,真正到内地取景、工作,她才意识到她在香港熟悉的那一套,在这里常常不太灵光。适应是艰难的,她开始面对失败,迎来十年低潮,不再次次都有奖拿,越来越难找到投资方。


作为第一批北上拍片的香港导演,她像个拓荒者,一次次深入内地,在大漠中、西湖畔,一边学习普通话,一边慢慢适应内地的拍片节奏和生活。故事越讲越阔。

 

北上


“有时走去拍合拍片,牺牲了一些想讲的东西,都未必能拍得好。这是真的。”几部合拍片都颇受市场欢迎的今天,许鞍华还是不忘北上拍片的风险。


当然,她说就算拍港产片,也会要求牺牲一些想讲的东西去迁就市场。但问题是,放到内地,牺牲了也未必能成,是因为作为香港人,她不熟悉内地市场。


刚拍合拍片那几年,每次说起遇到的困难,她都要讲《玉观音》。尽管1982年的《投奔怒海》、1987年的《书剑恩仇录》、1991年的《上海假期》和1997年的《半生缘》都在内地取景,但2003年的《玉观音》,才是许鞍华第一部完全由内地公司投资的电影。这个头开得不好,她公开承认是失败之作,却被人拿着她的话来压价。从此她不再对媒体多说什么。十几年过去了,她的另外4部合拍片都取得成功,才坦然又讲。


“我们最初去拍合拍片,不熟,就有些问题。例如《玉观音》,原来已经拍了电视剧,但我又不知道电视剧在内地的收视率是这么高的,结果对比下来,人家就觉得这套戏没有电视剧那么好。”1997年,她曾在邝保威的访问中坦言,去香港以外的新地方发展,需要同新的人来往,又要重新建立工作关系,自己的年纪摆在这里,怕是难以适应。那时她说自己“不想做这些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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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番话不是平白靠想象说出来的,是她试过之后,感到了北上拍片的难处。《投奔怒海》有夏梦小姐开路,顺顺利利。可到了《书剑恩仇录》,许鞍华坚持要拍实景——金庸写陈家洛夜闯西湖,她就真要去杭州西湖拍;金庸写霍青桐和香香公主长在大漠,她就真要去大漠取景。如此折腾,她后来觉得自己在一些没必要坚持的地方过分执拗,搞得大家都很辛苦,花了太多钱和时间,3年拍下来,疲惫不堪,剪片也没做到最细致。《书剑恩仇录》用多名内地演员做主角,也让许鞍华意识到在内地找演员的困难。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,手机还不普及,演员们在全国不同省份,交通也不便,一个摄制组需要很多助手,不像她在香港,找个副导演就能搞定。


拍《书剑恩仇录》的3年,让她认识到内地的现实情况。《玉观音》则成绩差,在她的一大堆获奖电影中很扎眼。


北上之路走到这一步,似乎难以继续前行。许鞍华没了信心。不过,跟她同期北上拍电影的香港导演严浩、李翰祥、张彻,都拿出不俗的成绩,作品有《似水流年》、《火烧圆明园》等。1982年,香港导演张鑫炎执导《少林寺》,票房过亿。到2002年,香港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担任张艺谋大片《英雄》的监制,票房破两亿。


政策也在变。2003年,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CEPA(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),合拍片通过内地部门审批后可自由发行,条件是主要演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内地。


2015年,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向媒体透露,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已经达到年产二三十部。CEPA后的十几年中,许鞍华拍拍香港,又拍拍内地,逐渐适应了内地电影业的工作文化,作品也真正进入内地主流观众群的视野。她拍了《姨妈的后现代生活》、《桃姐》、《黄金时代》,每一部都是重量级合拍片。


与此同时,香港本地的电影市场进一步衰落,从电影产量到票房,都难以再现往日辉煌。环境差了以后,竞争变得异常残酷,连拿奖无数的许鞍华都感到压力。她当然希望像以前拍《女人四十》、《千言万语》一样拍香港,香港每个历史阶段她都想拍一部,但空间太小,变化又太快,她说自己跟不上。本地电影业越是陷入危机,就越有人呼吁支持港产片,对大导演的频繁北上越感到不满。


许鞍华觉得这是个人选择,思想自由。“你是一个导演,你想怎么拍,在哪里拍,人家没什么可以指指点点的。”这些话对自己说,也对支持港产片的年轻影人说。


“我不觉得有一条适合所有人的路。”她说,“如果觉得合拍片有局限,就去找别的方法。”她也是艰难走来,题材从没有远离香港,当然不会阻止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发展港产片。而选择北上,还能做出两岸三地都接受的拿奖电影,是她的坚持,也是一种能力。

 

香港


3年前的合拍片《黄金时代》,让许鞍华第五次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,第三次夺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。这部几乎全部由内地演员主演的电影,也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史上第一部非香港公司出品的最佳电影。但没能再续上一部《桃姐》的票房辉煌,《黄金时代》票房不佳,成了许鞍华又一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。


2012年公映的《桃姐》,由博纳影业和香港合拍片常客银都,以及男主角刘德华的映艺娱乐共同投资,在香港、台湾和内地票房都创下许鞍华个人电影生涯的纪录。《桃姐》改编自许鞍华老友李恩霖的家庭故事,在香港取景拍摄,老人院就在旧楼密集的深水埗,男主角和《男人四十》的男主角一样,住在香港第一座大型私人屋苑美孚新村,很中产。


导演许鞍华70年流徙:97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有香港特质 | 封面 -0?wx_fmt=jpeg ▵电影《桃姐》剧照


《桃姐》的节奏令人想起1995年的《女人四十》,另一部金像奖大满贯作品。这似乎是许鞍华最擅长的类型,女人戏,生活戏,背景在香港,讲人与人之间的羁绊,复杂微妙。《女人四十》中,萧芳芳饰演的大嫂,在公公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突然成为他唯一认得的人,不得不背负起照顾他的责任。和《桃姐》中的罗杰相似,大嫂也一度把这位独身的失智老人送到老人院。行前全家人穿着漂亮的西装去餐厅吃大餐,老板见到大包小包,顺口一问:“去旅行?”大嫂答,是,神情中难掩愧疚。公公在老人院无故受伤,一见大嫂便喊着要回家,此情景在多年后的《桃姐》中重现,是桃姐的女院友晚晚扒着铁闸,不断重复:“我要返乡下,我要返乡下……”


一部是港产片,一部是合拍片,许鞍华的电影内核始终没变。人都说许鞍华温情,也喜欢她温情,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小成本、淡如水,成绩也好过她最初想拍的《天水围的夜与雾》。《夜与雾》冷冽,悲戚,讲农村女人一生的悲剧,以及社会对家庭问题的漠视。她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长处,却总想把人放进更多的大历史、大环境。这瘾犹如烟瘾,多年未能戒掉。


拍过的电影中,她念念不忘的是《千言万语》。这部电影讲香港历史上的艇户运动,黄秋生饰演的意大利神父,为帮助住在水上的无证妈妈们挺身而出。这电影花了她6年时间,得奖也不少,票房却不佳。就像《女人四十》与《桃姐》一样,《千言万语》与7月1日在内地上映的《明月几时有》,虽然一个是港产片,一个是合拍片,但许鞍华想做的事是一样的——讲香港历史中的人。做纪录片、电视片出身,她把拍摄前的实地采访和考察功课看得很重——她和编剧何冀平像历史研究者一样,寻访了亲历过香港沦陷的老人,最终确定要拍东江游击队在香港营救茅盾的故事。


大历史,大叙事,承载的还是许鞍华的母题,人的流徙。


导演许鞍华70年流徙:97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有香港特质 | 封面 -0?wx_fmt=jpeg 许鞍华助阵尔冬升电影《我是路人甲》


回归20年,也是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在1997年拍摄的纪录片《去日苦多》中,许鞍华叫齐一班大学好友,同桌吃饭,谈论香港的过去和未来,以及个人命运的抉择。她在镜头中娴熟地调度人们的对话,坐在茶餐厅大笑,一如往昔。夜晚在电车二层,有人问她,97临近,许多人都移民,她怎么打算?她的朋友不少都移民,她的父辈也是移民。不过她决定留在香港,“为了好奇”。


20年后,记者问她好奇什么。答案与电影无关,很个人。“我好想知道,97之后,香港的生活会变成如何。”


她的生活变得如何了呢?她还是那样,和母亲同住在北角,波澜不惊,拍电影,看书,陪母亲。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,人们还常称她为香港新浪潮导演,同期涌现的还有徐克、严浩、谭家明、方育平等。20年前,关锦鹏已经说许鞍华是香港新浪潮中坚持最久的一个。20年后,70岁的她还在拍,而且还在拍香港。她仍然喜欢张爱玲,《倾城之恋》《半生缘》,每一部改编都吃力不讨好,但她还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,这几年开始导演话剧《金锁记》。


台风后的香港,进入真正夏季,木棉花飘落,像《女人四十》中,那个许鞍华很想再多拍几个镜头的场景。


“你知不知道人生是怎样一回事?”电影中,老年痴呆的公公问大嫂。


“什么呀?”


“人生,是好过瘾的啊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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